［摘 要］粉碎“四人帮”后，现代化重新成为中国社会主义建设的目标，学习、引进世界先进科学技术成为实现现代化的重要途径。美国拥有先进的科学技术，但中美两国未建交的政治状态限制了科技合作的开展。就职之初，美国总统卡特对两国贸易的关注超过了关系正常化，而邓小平等中国领导人则始终坚持优先与建交国家发展贸易。1978年，随着中国大举引进西方技术和设备，将中美贸易同政治关系“挂钩”的策略作用显现：受科技合作潜藏的商贸利润刺激，卡特最终决定，在两国建交谈判的同时开展科技合作。1979年1月31日，邓小平与卡特签署两国政府间第一个正式合作协定——《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和美利坚合众国政府科学技术合作协定》。中美科技合作给美国带来了巨大的商业利润，而引进世界先进科技也推动了中国对外开放的进程及中美政治关系的发展。
［关键词］中美科技合作 改革开放 邓小平 卡特
［中图分类号］K27；D822.2［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5-4952（2014）03-0014-10
1979年1月31日，邓小平与卡特在华盛顿签署了中美两国政府间第一个正式合作协定——《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和美利坚合众国政府科学技术合作协定》（以下简称《中美科技合作协定》）。35年来，与经贸合作一样，科技合作已成为中美关系的重要组成部分。目前，学界有关这一协定签署的研究只述及部分基本事实，缺乏基于两国尤其是美方档案资料的决策分析。 本文依据中方资料以及新近公布的卡特时期美国对华政策档案资料，通过梳理两国开展科技合作的复杂决策过程，着重分析邓小平以科技合作推动中国对外开放进程及中美政治关系发展的战略思考。
一、实现现代化需要先进科学技术
自1954年9月周恩来在一届全国人大一次会议上首次提出“四个现代化”后，［1］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成为党在社会主义建设中努力奋斗的伟大目标。然而，由于“文化大革命”（以下简称“文革”）的爆发，现代化被再次提出已是1975年1月。在四届全国人大一次会议上，由邓小平主持起草，经毛泽东、周恩来审定的《政府工作报告》，再次重申了在20世纪内分两步走实现“四个现代化”的建设目标。［2］
在邓小平看来，以科学技术推动生产力发展，是实现“四个现代化”的必经之路。坚持自力更生，不等于闭关自守，更不能排斥世界上一切先进成果，而是要放眼全球，学习、引进外国先进技术。1975年4月1日，他在会见美国客人时指出：“自力更生不排除吸收外国先进技术。”［2］（p.31）8月18日，他在国务院讨论《关于加快工业发展的若干问题》时再次指出：要“引进新技术、新设备，扩大进出口”，“要争取多出口一点东西，换点高、精、尖的技术和设备回来”，他称“这是一个大政策”。［3］然而，由于“四人帮”的阻挠破坏，这一“大政策”未能得以落实。
粉碎“四人帮”后，实现现代化被再次提到社会主义建设的日程上来。［4］1977年5月24日，邓小平在同两位中央领导同志谈话时强调：“我们要实现现代化，关键是科学技术要能上去。”［2］（p.160）向发达国家学习，吸收先进科学技术，再次成为他关注的重心。同年5月12日，他在同中科院两位领导谈话时指出：“世界发达国家都注意最新的科学成果……中国在清朝时搞闭关自守，‘四人帮’也是搞闭关自守。科学研究方面的先进东西是人类劳动的成果，为什么不接受？接受这些东西有什么可耻的？”［2］（p.158）
1977年7月恢复职务后，面对“文革”给科技领域造成的损失，邓小平学习和引进外国先进技术的心情更加急迫。仅七八月间，他就多次强调：“要实现四个现代化、要赶超世界先进水平……要从科研和教育着手”，为了缩小同世界先进科学技术水平的差距，“要学习外国的先进技术”。［2］（pp.172，164）9月，在同来访的日本客人会谈时，他再次指出：“自力更生，要先靠自己的努力，靠自己的资源，但决不能排除世界上一切先进的成果。”［2］（p.200）
1978年3月18日，全国科学大会召开。邓小平第一次明确地把科学技术的地位以及学习世界先进科学技术的重要性提到前所未有的高度。［3］（pp.86，87，91）此后，在坚持独立自主、自力更生的同时，学习一切民族、一切国家的长处，就成为中国引进国外先进科学技术、开展科技合作的一个基本原则。［5］
美国作为世界上科技与教育实力首屈一指的国家，无疑是邓小平最希望进行科技交流与合作的国家。中美《上海公报》明确提出，要促进两国人民在科学、技术、文化等领域的交流。但由于两国国内政局和国际局势复杂多变，政治关系踟蹰不前，民间交流虽有所进行，却始终未能充分展开。［6］
新任美国总统卡特于1977年初就职后，便密切关注中国经济领域的新动向。2月，美国中央情报局经济研究办公室完成了一份关于中国经济情况的报告，其中特别指出：现代化已经重新成为中国领导人经济建设的目标。［7］2月8日，卡特在会见中国驻联合国大使黄镇时，提议发展两国文化和贸易关系，开展领导人互访。［7］（Document 5，pp.19~26）不过，由于美苏第二轮限制战略武器会谈、中东紧张局势、苏联在非洲扩张、巴拿马运河案等棘手问题亟待解决，并且以美苏关系为重的国务卿万斯在美国对华政策上发挥着重要影响，卡特政府在对华政策上迟迟未作出建设性的举措。由于其他西方国家在对华技术出口上受到美国的制约，因此逡巡不前的中美政治关系也成为中国引进先进科学技术的障碍。
尽管如此，从1977年7月恢复职务至1979年1月代表中方与美国总统卡特签订《中美科技合作协定》，在短短一年半时间里，邓小平多次会见美籍华人科学家，例如诺贝尔物理学奖获得者李政道、杨振宁、丁肇中，生物学家牛满江，数学家陈省身，物理学家吴健雄、袁家骝夫妇，高能加速器专家邓昌黎，数理逻辑学家王浩，金属和材料学专家周以苍，病毒学家李振翩，应用数学、流体力学和天体物理学家林家翘等。他恳请这些具有影响力的美籍华人科学家充分利用极为有限的条件，竭力帮助中国引进、发展先进科学技术，培养科技人才。 但是，这些个人性质的帮助和数量有限的人员交流，相对于中国现代化建设的需要仍是杯水车薪。大规模中美科技合作的开展，还依赖于两国关系正常化的实现。
二、引进先�